近期，許多上海的市民紛紛表示，電梯內空無一人，電商平臺訂單激增。美團的數據也驗證了這一現象——今年五一期間，上海即時配送訂單量同比增長18%，然而，線下人流量卻未恢復至2019年的高峰水平。外賣小哥在空曠的馬路上疾馳電動車，而商戶收銀臺前卻顯得冷清。這種反差讓人不禁感嘆：高效能的城市生活正在逐漸削弱了人們可感知的“人情味”。

相比之下，香港的情況則截然不同。在中環午休時間，依然是“西裝革履—街頭小吃攤—回到寫字樓”的場景。根據港鐵客流量的統計數據，4月份的日均客流量已接近2018年的水平，甚至銅鑼灣地鐵站需要排隊才能上扶梯。一位朋友發來的短視頻中，有人邊走邊聊天，手中還拿著魚蛋串，店家大聲招攬顧客，整個場景充滿了煙火氣。這不是懷舊濾鏡的效果，而是香港將街道當作客廳的日常生活。

問題來了，為什么同樣是國際大都市，一個像被調成了靜音模式，而另一個卻把生活當作背景音樂？學者邵甬在《城市公共空間研究》一書中提出了“親密度密謀”這一概念。他認為，當城市的決策將效率和規制推向極致時，公共空間就會被商業綜合體和外賣系統所擠壓，人與人之間的見面成本大幅增加，鄰里間的閑聊也逐漸消失。而香港雖然狹小，卻保留了大量路邊攤、茶餐廳等“低門檻空間”，這些地方為人們提供了社交緩沖區，使高壓節奏有了喘息的機會。

進一步分析，上海并非沒有煙火氣。南京東路夜市、楊浦的“大橋夜集”試點時曾人山人海，但一旦攤位審批收緊，人流就被驅趕進空調房。雖然治理邏輯上擔心混亂可以理解，但當市民只能在線上“點贊回懟”，卻無法線下舉杯暢飲時，城市情感就會變得如同濾過的咖啡，干凈卻乏味。

讓我們思考一下，數字化確實讓生活變得更加便捷，但如果公共空間只剩下“到店自提”和“無聲支付”，那么城市還剩下多少松弛的空間呢？或許下一步我們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哪條商業街是否會翻紅，更重要的是，是否還有一片地方可以讓陌生人坐在同一張折疊椅上閑聊。

(責任編輯：佚名)